佛教在东汉明帝传入中国之后，经三国到东晋，逐渐受到普遍的欢迎与接纳。隋、唐之世，展开了中国佛教史上最兴盛、最辉煌的一页，而宋、元、明、清等时代，佛教仍有著长足的发展。佛教能在我国根干稳立，枝叶繁茂，因素极多，除了高僧的弘传、译经的展开、大藏经的刊行、宗派的开立、教义信仰的普及化，乃至僧团制度的不断革新等诸多原因外，历代多位帝王对佛法的鼎力护持，也是一大助缘。他们之中，有的与当代的高僧有殊胜的往来因缘；有的则礼请高僧辅弼朝政，或尊为国师；有的帝王还曾一度出家为僧，再以佛法治国；更有的完全捨弃帝王之位而剃度出家，弘法利生。这些帝王所表现出崇法敬僧的热忱，是为佛教史上千古不灭的佳话。
◆北方民族君王的信仰
五胡乱华时期，北方胡族入主中原，胡族君王大多想藉宗教来辅助政治，冀佛教的因果报应、六道轮迴等说法能深植人心，带来太平的日子。胡族君主大半生性残暴好杀，亲见骨肉残杀的悲剧，往往恐惧而生忏悔之心，于是向讲求因果报应、布施得福的僧侣寻求皈依，以求趋吉避凶之道，崇信佛法的风气因而随之大盛。
五胡十六国时期，佛教昌盛于中国北方，当时以佛图澄、道安、鸠摩罗什三位高僧的弘法佈教贡献最大。他们受到胡人君王的护持与崇奉，使佛教得以普及发展。
一、石勒、石虎与佛图澄
佛图澄是西域高僧，善持神咒，诵经数百万言，善解文义，得到后赵石勒、石虎的崇信，被尊称为「大和尚」。除了传戒、说法之外，他还示现神通，参与军政，预言吉凶，以「佛法不杀」的慈悲教义，感化了石勒、石虎。据说，佛图澄因为救活石虎已暴毙二日的爱子石斌，被石勒、石虎视为神人，从此把宫中幼童送到佛寺学佛。每年四月八日的佛诞节，石勒等人还亲临寺院参加浴佛，为诸子发愿祈福。石虎更正式核淮全民得信奉佛教，并明令汉人可以出家为僧。
佛图澄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令佛教获得国家君王支持的高僧，他使佛教急速的在社会大众之间流传。
二、符坚与道安大师
佛图澄的诸大高足中，以道安大师最为杰出，一生率徒奔波传教。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(三七九)，前秦符坚攻陷襄阳后，把道安大师与当代的名士习凿齿一同掳到长安。在这之前，符坚早已久仰道安大师之名，常说：「襄阳的道安是天下神器，朕将得而辅之。」及道安抵达长安时，符坚对僕射权翼说：「朕以十万大军攻下了襄阳，却只得到一个半人而已。」一人是指道安大师，半人则指习凿齿，一时传为佳话。一日，符坚出游东苑，敕命道安大师同车而行。权翼马上向符坚劝谏说：「天子的车乘，侍中可乘，道安只是个剃髮毁形的出家人，不应与大王同乘车马。」符坚怒斥道：「安公道高德重，朕虽贵为天下之尊，也不足以跟他相比。所以，安公并无与我同乘车马的光荣，倒是朕沾光了。」说完就命令权翼扶持道安登上马车。
道安大师受到符坚的护持，使长安成为北方佛教的译经中心。他的门下弟子甚多，他们各自承受道安的风范，分散于各地努力从事于教化的活动，对佛教的传播贡献极大。此外，道安大师还致力于经典的翻译、注疏及僧团仪式的制订等，影响中国佛教发展极为深远。
三、姚兴与鸠摩罗什
罗什大师是龟兹人，精通大小乘教义，当道安大师在长安时，早已久仰罗什大师之名，多次劝请符坚召迎他来中国。符坚在派遣大将吕光率兵西征时，曾交代说：「朕听说西域有一位鸠摩罗什，深解法相，是一代大师，但愿朕能获得这位贤哲来辅弼国政。」
后来吕光打败龟兹，虏获罗什大师，于凯旋归国途中，听说符坚已兵败被杀，就在凉州自立为王。罗什大师因而在凉州滞留十七年。
东晋太元九年(三八四)，姚苌即位，建立后秦。他早就听说罗什大师的名声，曾虚心召请，唯后凉吕光父子认为罗什大师足智多谋，如为姚苌所用，恐怕对自己不利，因此拒绝放行。姚苌的儿子姚兴即位后，又再度遣使邀请，仍然未获放行。直到弘始三年(四○一)，姚兴大败后凉，罗什大师才被迎请到长安。
姚兴待什以国师之礼，并大力提倡佛教。他与罗什大师言谈极为投机，经常日夜不停地研讨佛法。弘始四年，姚兴为罗什大师设立逍遥园，请他译经说法，并亲自参与译经行列，当时有僧略、僧迁、道树、僧叡、道垣、僧肇、昙顺等八百多人协助译经。姚兴锐志于佛道，公卿贵族莫不钦附，可说盛况一时。
姚兴除了参与译经以外，还研读佛经，精勤禅修，著有《通三世论》、《后秦主姚兴与安成侯书述佛义》等。安成侯姚嵩受姚兴的影响，也笃信佛教。
姚兴还为僧团设立僧官，敕命罗什大师的弟子僧担任僧正，僧迁担任悦众，法钦、慧斌司掌僧录，以规范僧团，是中国佛教史上僧官制度的滥觞。
◆梁武帝的菩萨道
南朝自宋明帝开始奉佛，当时的君主大都是佛门弟子，至齐、梁、陈三代更迭递嬗，佛教也逐代兴隆，尤其梁武帝信佛之深，旷世罕有，他在位期间，南朝佛教的兴隆达于极点。
在南齐末年天下大乱时，萧衍原本镇守湖北襄阳，后来入京称帝，为梁武帝。早年博读经书，通达儒道之学，才华过人，下笔成章，出口成诗。称帝之后，每日公暇之馀，开讲经史儒学，史书上记载他的生活是：「饮食只吃豆类的汤和糙米饭，身穿朴素的布衣，宫廷中也不设音乐。」可见他简约清廉的形象，确实是千古以来所少有。由于武帝笃信佛教，为政宽厚，因此，史书称讚梁武帝是南朝中唯一的贤君。
在中国佛教史上，谈到护持佛法的帝王时，虽然有所谓的「十帝」之称，但其中真正信仰佛教、通达佛教教理、断绝酒肉、重视戒律、举行法会、建造寺塔、亲疏经义、讲说佛经、实行捨身，并且以菩萨道之心实行「佛化治国」的帝王，只有梁武帝一人而已。
武帝最初研究儒学，既而信奉道教。称帝不久，渐被佛教高妙的教理所摄服，因此在天监三年(五○四)四月八日佛陀圣诞，率领二万馀人，宣布捨道奉佛；天监十年，制定断酒肉文；天监十六年，敕令废除宰杀牲畜以行祭祀的惯例，宗庙的供奉品，一概以蔬果代替；同年十月，废除天下道观，敕令道士还俗。
武帝屡次开设无遮大会、平等大会、盂兰盆会，尤其在大通元年(五二七)、中大通元年(五二九)、中大同元年(五四六)、太清元年(五四七)，前后四次捨身同泰寺，升法座，为四众讲经。群臣奏表上书，称武帝为「皇帝菩萨」，并且以一亿万钱奉赎，迎请武帝回宫料理朝政。天监十八年，武帝从惠约禅师受菩萨戒，当时，自皇太子以下受戒者，多达四万八千人，参加观礼的缁素大德则有十几万人。
据《释氏稽古略》卷二记载，梁武帝夫人郗氏生性酷妒，死后化为巨蟒，通梦于武帝。武帝于是制定《慈悲道场忏法》十卷，礼请高僧举行忏礼，夫人化为天人，在空中谢帝而去。其忏法流行于世，称为《梁皇忏》。武帝也亲自披阅经藏，撰成仪文，依之而修设水陆大斋，恩及所有水陆众生，流传至今，仍为佛教徒所遵行。
武帝多方礼遇僧尼，极力奖励佛教义学，创建爱敬、光宅、开善、同泰等寺，盛造佛像，热心佛教教理的研究，敕赐国内外僧侣译编佛教典藉，亲注《涅槃经》、《大品经》、《淨名经》、《三慧经》等义疏数百卷，不仅延请高僧讲学，还时常亲自升座说法，听讲者有太子及文武百官约万馀人。
天监十二年(五一三)，武帝下诏宗庙祭祀，蔬食断肉，并造断酒肉文，提倡素食。梁武帝在位近五十年间，从齐代佛教至梁代佛教，寺院增加了八百多所，僧尼增加了五万多人，内政清明，文教繁荣，是南朝佛教最鼎盛的时期。在世界佛教史上，我国的梁武帝与印度的阿育王，一东一西，一前一后，遥相辉照，相互媲美。
◆隋文帝兴佛治国
由于北周武帝毁佛，百万的僧尼被迫还俗，无数的经像寺院遭受毁损，继北魏太武帝的法难之后，佛教再次遭受到空前的浩劫，直到了隋文帝与炀帝的积极奉佛，佛教才获得中兴与发展。
完成统一天下霸业的隋文帝杨坚，在位二十年中，「君子咸乐其生，小人各安其业，人物殷阜，朝野欢娱。」可说十足表现了天子之德，而在佛教史上，隋文帝大力护法的作为，更是可歌可颂。
隋代佛教隆盛的发展，要从隋文帝复兴佛教的事业谈起，自开皇元年(五八一)到仁寿四年(六○四)的二十馀年间，他不遗馀力地从事护法工作，使得佛教在遭受严重破坏之后，得以迅速兴隆。
文帝出生在冯翊(陕西大荔)的般若寺，由智仙神尼养育长大。七岁时，神尼告诉他：「儿当大贵，从东国来；佛法当灭，由儿兴之。」直到十三岁，文帝才离寺回到父母家。文帝登基以后，经常忆起神尼，在群臣面前频频口称阿闍梨之名。文帝说：「我一生致力于复兴佛法，而平居之时也只是喜欢吃一些豆类食物，可能我的前世是一个修道人吧。由于小时候住在寺院，到了今天，每次听到钟声，还是感到无比欢喜。」文帝登位时，神尼早已圆寂，因此文帝特别为她作传纪念。
由于文帝与佛教的因缘深远，自然影响到他登基以后，一心以复兴佛教为己任的愿力。他的重大贡献如下：
一、度僧、修经、建塔开皇元年，沙门昙延入宫谒见文帝，劝谏文帝复兴佛教。文帝于是下诏修复北周毁废的寺院，允许人民自由出家，重整僧团。依据《辩正论》卷三记载，综结隋文帝从开皇初年到仁寿末年，关于度僧、建寺、修经、造像等方面的具体功绩如下表：
项目 数量
度僧尼 二三○○○○人
建寺 三七九二所
写经论 一三二八一六卷
修治故经 三八五三部
造像 一○六五八○尊
修治故像 一五○八九四○尊
仁寿元年，文帝诞辰日，为感怀母恩，诏令全国三十所寺院建塔供养舍利，派遣三十位深解佛法的沙门分送舍利到三十州。其中，南京栖霞寺的舍利塔，塔上有文帝所绘智仙神尼的图像，以表报恩之意。所有营建舍利塔的费用，任由百姓布施，但限制每人布施的金额不得超过十文，用以提昇普遍供养的风气，让全国士庶同修福德，下令地方官员停止办公七日。这种积极护法的行为，乃古今帝王所罕见。其后，文帝在仁寿二年及四年的佛诞日，先后敕令全国五十三州及三十州建塔，并请大德奉送舍利供养。
二、延请高僧入京开皇三年，文帝下诏在每年一月、五月、九月的八日到十五日，京城及诸州官立寺院的行道日，一律严禁杀生。开皇五年，文帝从法经律师受菩萨戒，并延请高僧大德到宫中讲经说法。
开皇初年，文帝在长安东南方兴建大兴善寺，堂塔雄壮，寺领宏大，是隋唐以来长安附近最大的佛寺，也是隋代唯一的国策寺院，当时负责教团统制寺务的昭玄寺僧官，多数由大兴善寺的住僧担任。据史料记载，隋文帝时，奉诏入住大兴善寺的高僧多达五十几位。其中，重要代表有：开皇元年，文帝敕令僧猛住大兴善寺，并封他为「隋国大统三藏法师」。开皇七年，诏请昙迁为「昭玄大沙门统」。昙迁是摄论学派的创始者，同年秋天，应召入住大兴善寺。后来文帝又建禅定寺，礼请昙迁住持。
开皇十一年，文帝召请相州灵裕法师入京为国统，但他三次上表辞谢，于是厚赐还山。十六年，又敕请洪遵律师为「讲律众主」。
三、设立五众、二十五众由于长安是隋代佛教的中心，因而天下名僧齐聚此地，打破了昔日南北朝时期佛教分裂的局面，逐渐归于统一。文帝又以长安为中心，建立佛教的组织系统，先后在开皇十二年及十七年，敕令遴选行解专精的高僧，分别司掌教化，设立「二十五众」及「五众」。
众的设立，可说是隋代佛教特创的教化机构，是文帝以佛教作为国策的重要一环。所谓众，又称众主，是指学有专精，每日入殿内读诵或讲说法要的高僧。二十五众，就是由二十五位通达佛教义理的高僧组成，专门弘扬佛法的组织。当时，僧粲担任二十五众中第一的摩诃衍论主，著有《十种大乘论》；僧琨担任读经法主，著有《论场》；慧影任二十五众主，著有《伤学论》。五众，则指五位熟谙诸经论的代表，包括涅槃众，法总为涅槃众主；地论众，专研《华严经》，慧迁任地论众主；大论众，专研《大智度论》，法彦为大论众主；讲律众，洪遵为讲律众主；禅门众，法应为禅门众主。从这两种组织的成立，可以看出文帝对弘法事业的积极与热忱。
◆隋炀帝设道场迎高僧
隋炀帝杨广是文帝的次子，原被封为晋王。开皇八年，杨广奉令攻伐南朝的陈国时，表现出英明过人的才干。陈高祖杀三司官吏僧辩，僧辩之子趁陈国将亡时，掘了高祖的陵墓，焚烧尸骨，把骨灰投在水中喝掉，以洩其恨，后又大骂杨广。杨广不但不杀僧辩之子，认为他报杀父之仇是理所当然的，另一方面下令保护陈国的皇陵。陈亡国后，杨广对于陈国有志节的大臣不但加以礼遇，且赋予重任。他说：「这些人既然能怀念他们的旧君，日后就会是我的忠臣。」
他在位十二年，继文帝之功，开通了连接黄河与长江的大运河，把扬州经营成水陆四通八达的花都。他还修筑了军运驰道，贯穿河北、山西。这些国家建设，都有其历史意义，功过褒贬历来各有不同的评价。
在佛教信仰方面，炀帝的确有他不可磨灭的功绩。即位之前，杨广从天台大师智顗受菩萨戒，得「总持菩萨」的法号，大师也受杨广敕封「智者」的尊号。开皇十五年，大师五十八岁，获淮返回天台山，六十岁圆寂，大师的弟子为杨广行灌顶礼，并呈上大师的遗书与遗作。杨广撰〈答遗书文〉一篇敬覆，并在天台山设千僧斋供养。
杨广曾在扬州创建四个道场，即慧日、法云二佛寺与二道观，其中慧日道场聚集了江南佛教界的高僧大德，又迎请三论宗嘉祥寺吉藏大师入寺。开皇二十年，杨广被封为皇太子，在长安兴建日严寺，广集全国硕学高僧，并将江南蒐集的经藏与江南大德僧众移住于此。
炀帝即位后，大业初年更在全国广建寺宇，为文帝造西禅寺，又造降圣寺、弘善寺。大业九年，下诏将寺院改称道场。此外，曾经在洛阳设无遮大会，为文帝造金铜释迦坐像一尊，感应祥光。在扬州修治故经，书写新本，合计有两万多部六百馀藏，九十万卷；修治故像十万尊，铸刻新像三千馀尊；所度僧尼，共有一万六千多人。
开皇二十年，就是日本推古天皇八年之时，日本第二次派遣使节入隋。大业三年，推古天皇的摄政圣德太子派遣大批学者、沙门来中国学习佛法，炀帝特别启用洛阳的鸿胪寺四方馆，敕任学有专精的高僧负责教育留学僧；在四方馆内经常举办讲座、法会，进行佛经的刊定或校正等工作。
文帝复兴佛教之后，北印度的那连提耶舍、闍那掘多，南印度的达摩笈多等高僧，先后应请入住长安大兴善寺，从事译经工作。到炀帝时，更在洛阳上林园设立翻经馆，网罗译经人才，达摩笈多应诏移住译经馆，译有《大集念佛三昧经》、《摄大乘论释》等九部四十六卷。达摩笈多生性柔和，威容祥正，端居寡欲，居止三十年，学者风从。沙门彦棕也参与译经工作，他将达摩笈多游历西域诸国的见闻，著成《大隋西国传》。
隋代立国只有短短三十七年，综观文帝与炀帝对佛教的贡献，实已展开隋唐佛教的新机运。一方面在政治上兼併南北两朝，形成大一统的局面，给予宗教、经济、文化等带来稳定发展的机会；另一方面使佛教承继南朝佛教讲经的遗风，兼弘北朝的禅风，综合南北两大思想体系，开创了新的宗派。
◆唐太宗是护教仁君
太宗在位二十三年，天性宽厚，英明过人，广纳谏言，知人善任。有一回，太宗正在逗弄他最喜爱的一隻鹞鸟，忽然听说魏徵前来进奏，连忙将鹞鸟藏在袍中。不料魏徵奏事太久，鸟竟闷死怀中，等到魏徵离去后，太宗十分恼怒，长孙皇后反而向太宗道贺说：「臣妾听说，有英明的君主，才有耿直的忠臣。今天魏徵能这样竭诚直谏，就是由于陛下您的英明，臣妾岂敢不向陛下道贺？」太宗一听，马上转怒为笑。贞观十七年，魏徵逝世，太宗哀痛异常，叹说：「以铜为镜，可以端正衣冠仪容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道政治的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察处世的得失。朕一生保有这三面镜子来防止自己的过失，而今魏徵逝世，朕已经失去一面镜子了。」
在中国历史上，知人善任，锐意图治的唐太宗缔造了「贞观之治」的辉煌盛世，名声威震四海，享有「天可汗」的尊号。同时，由于他积极的护持佛教，礼遇高僧，形成大唐盛世寺院林立，诸宗并弘，译经事业也空前兴盛，开展了中国佛教最灿烂的黄金时代。
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八收录的〈唐太宗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〉、〈唐太宗度僧于天下诏〉、〈唐太宗于行阵所立七寺诏〉等三篇诏文中，记载唐太宗登基不久后，以佛教治世的事蹟。
太宗信仰佛教，笃信因果道理，自登基之后，为抚慰战乱的将士亡灵和无辜百姓，特请高僧入宫设斋行道，礼忏超渡。同时诏令天下度僧三千人，忏悔开国当年大肆杀戮的罪业，并颁布诏令，规定长安的僧众需每月诵念十四天的《仁王经》和《大云经》，以祈求国泰民安。贞观三年(六二九)，太宗下诏，在当年作战的七处战场，建立七所佛寺：
1.破薛举于幽州，立昭仁寺。
2.破宋老生于吕州，立普济寺。
3.破宋金刚于晋州，立慈云寺。
4.破刘武周于汾州，立弘济寺。
5.破王世充于邙山，立昭觉寺。
6.破窦建德于郑州，立等慈寺。
7.破刘黑泰于名州，立昭福寺。
为表示这些道场的国家地位，太宗下令高僧和学者，不分宗派，为道场撰写碑文。贞观二十年，太宗远征高丽归来，下诏为阵亡军民超渡，在幽州创建悯忠寺。
太宗的母后慕太后，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，在太宗十五岁时就去世了。太宗为了报答亲恩，在贞观三年，敕令以皇家通义宫为尼寺，创建兴圣寺；五年，在宫内设慈德寺，在昭陵建瑶台寺；八年，又建弘福寺；十六年，亲自撰写追福的愿文，充分流露出太宗至情至孝的懿德美行。
道教追尊老子为开祖，老子姓李名耳，与唐代宗室同姓。当时的道教徒于是附会老子是唐代的祖先。这种说法越传越盛，影响社会一般人，乃至帝王之家，因此在唐朝历代中，常有以道教在先，佛教在后的敕令，即使以英明著称的太宗，也难免例外。他曾经自称是老子的后代，而有「先道后佛」、「道士女冠尊于僧尼」等的诏令，引发京城法师忿忿不平，上表劝谏。当时的智实法师，率先领众上表陈情，抗议未果，遭到贬黜，发配到边地。贞观十三年，法琳法师也著论反对太宗，后遭道士检举。法琳法师临危不惧，直接前往领罪，与太宗一场机智辩答，一句「不念观音，唯念陛下」，讚扬太宗御德与观音齐等，感动太宗，终免一死。
贞观十五年，太宗亲临弘福寺，召见道懿等五位法师，表明追思慕太后之情，在亲撰疏文中，自称是「菩萨戒弟子」。太宗并说：「尊祖重亲，是人生最根本的大事，因此朕优先尊奉老子，只是表示亲疏之别，并非不留心佛教。自从朕统一天下以来，从来没有创立过任何一所道观，凡有功德，都归于佛寺。」道懿法师等人听闻之后，感动不已。
太宗除建寺度僧外，对高僧大德更是景仰，经常礼请华严宗一代祖师杜顺和尚入宫，畅谈佛法，赐号「帝心」。贞观十九年，玄奘大师自印度取经归国，与太宗在仪鸾殿上初次见面，大师陈述西行壮举，令太宗感动而兴致勃勃，两人深谈到半夜。太宗促请玄奘大师将西行十七年，经历百馀国的所见所闻，撰述成书。日后，玄奘大师写下了《大唐西域记》十二卷，此举对太宗经略西域提供了有力的蓝图，大师也成为国家开疆拓土的一大功臣。太宗因爱才若渴，屡次劝请大师还俗辅政，后经再三婉拒，太宗仍不改其礼遇之情，进而成就大师的翻译大业。
太宗晚年对玄奘大师更加信任，每日召请入宫讨论佛法，全心全意以大师为精神导师，在他指导之下，太宗潜心研读《菩萨藏经》，致力菩萨道的实践。当玄奘大师翻译完一百卷的《瑜伽师地论》时，太宗亲自为大师作序，并刻在石碑上，这就是至今闻名的「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」。
贞观二十二年春天，太宗由长安移住玉华宫，召令玄奘大师由译场的弘福寺到他的临时行宫会面。他向大师询问：「什麽是最大的功德？」大师便劝导皇帝度僧弘扬佛法。九月，太宗下令全国三千七百多所寺院，每一寺度僧五人，弘福寺度僧五十人。十月，设立弘法院，敕命大师在此从事翻译工作，以便就近与他研讨佛理。翌年四月，太宗驾崩前，由太子与玄奘大师陪同前往翠微宫，太宗更加专注于佛法研讨，经常被佛理的奥妙所感动，甚至懊悔与大师相见太晚，未能善加弘传佛法。
太宗驾崩时，正值五十二岁的壮盛之年，以他一生过人的才干器识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损失；特别是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而言，他的崇法护教，礼遇高僧，是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中最为大力者。
◆唐高宗促成译经大业
继太宗之后即位的高宗，与佛教之间也有深厚的渊源和贡献。他在太子时期，为感念母恩，在长安创建大慈恩寺，在寺中设有译经院。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，大慈恩寺举行落成典礼，当时有皇帝、太子、玄奘大师和文武百官莅临，仪式极为隆重。太宗崩殂后，玄奘大师驻锡大慈恩寺八年，全心从事译经工作，译场的一切经费全部由高宗供给。
显庆元年(六五六)，高宗为庆祝太子李显(后来的唐中宗，从小皈依玄奘大师，法号佛光王)出生，在长安兴建西明寺，于大慈恩寺设斋供养五千僧众。两年后，西明寺落成，玄奘大师受命住持，不到半年，玄奘又回到大慈恩寺继续译经工作。
显庆元年，高宗以金银供养法门寺僧众，并下令供奉阿育王塑像。翌年，遣使迎请法门寺的佛骨，供奉于洛阳宫廷礼拜，武后还特製金银棺奉安佛骨。同年，高宗移住洛阳积翠宫，玄奘大师应邀前往，但仍从事译经工作。这时，高宗不但关心译经情况，与大师更为亲近。后来，因为大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译完《般若经》，而请求离开长安，前往太宗过去的行宫玉华宫(后改为玉华寺)，避开都市的干扰。显庆四年十月玄奘大师迁移玉华寺，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，翻译出唯识宗的根本经典《成唯识论》、《唯识二十论》，以及六百卷的《大般若经》等，麟德元年(六六四)圆寂。高宗如丧国宝，暂罢朝政，为大师举行国葬。 总章元年(六六八)，高宗为消弭佛教与道教间的衝突，在皇宫的一场佛道代表辩论之后，下令焚毁《老子化胡经》，引起道士上京抗议，经过高宗怀柔安抚，才暂时平息。到武后之时，更加强禁令此书的流传，佛教地位更为提昇。
◆武则天写经造序
武则天原是一木材商的女儿，唐贞观十一年，十四岁时，因貌美被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。太宗驾崩后，依照惯例，被安排到感业寺为尼。再度入宫时，得高宗宠爱，封为昭仪，不久又册封为皇后。高宗在位二十三年驾崩，中宗即位，她以皇母而称皇太后，乃至专决政事，帝崩，先后废中宗、睿宗。天授元年(六九○)自登帝位，改国号为周，自称为则天金轮皇帝、神圣皇帝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。
历史上对武后的评价毁誉参半。在政治方面，富于权略，知人善任；在佛教方面，度僧造寺，塑像写经，虔诚信佛，精通佛理。曾写开经偈一首：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这首讚颂佛法的四句偈，历千百年不衰，至今仍传诵不绝。
唐朝历经太宗、高宗的奉佛护法，佛教的地位已经如日中天，到了武后，更是积极护教，她自称是佛陀的虔诚弟子。今叙述其护持佛教的事蹟如下：
一、颁《大云经》
天授元年(六九○)，有东魏国寺十僧呈献《大云经》四卷给武后，经中预言她就是未来佛弥勒佛下生，并声称她将取代唐室，继承皇位。武则天获得这部经之后，下令颁行全国，并敕建大云寺，度僧千人。
武后长寿二年(六九三)，南天竺沙门菩提流志来到长安，译出《宝雨经》十卷，经上记载：「世尊告诉月光天子说：『我涅槃后，到第四个五百年，佛法将灭的时候，你便到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去，现女身，为自在王，令修十善，建立寺塔，又以饮食、衣服、卧具，供养沙门。』」当武则天获得《宝雨经》之后，龙心大悦，相信自己就是自在王，因此自号「金轮圣神皇帝」。
二、僧尼列首位
唐代从高祖、太宗以来，都是尊奉老子为祖先，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；但武则天即位不久，下诏僧道齐行并集，将僧尼列于道士、女冠之上。以佛教五戒教育世人，以佛法辅助治国。
三、参与译经、发扬华严
东晋佛驮跋陀罗曾译出六十卷《华严经》，武后认为该经所译不够详备，因此派遣使者到于阗请回梵本《八十华严》，敦请实叉难陀来华主译，菩提流志、义淨助译，武后也亲临译场，并供养法师。当《华严经》译成，武后亲製御序。《华严经》促成了华严宗的兴起，也影响了中国佛教的发展。
武后不仅崇信佛法，更敬重高僧。华严宗三祖法藏受武后皈依，后依旨在太原寺宣讲新译《华严经》经旨，口中放光，深得武后赏识，敕赐「贤首大师」尊号。他一生讲述《华严经》三十馀遍，著有《探玄记》、《五教章》、《华严经传记》等三十馀部六十多卷，大扬华严宗风，在武后的护持下，华严宗更加兴盛普及。
长安元年(七○一)，武后召请法藏法师在洛阳佛授记寺开讲《华严经》，讲到天帝网义、十重玄门、海印三昧、六相和合的时候，武后茫然不解其旨，法藏于是以镇殿的金狮子为譬喻，解说华严法界缘起的妙理。武后听闻之后，豁然开解，敦请法藏把这些奥妙的佛理撰述成文，这就是华严教理中备受推崇的《金师子章》。自此，武后对法藏更加服膺，特尊他为「康藏国师」。武后之后，法藏法师继续受到中宗、睿宗的尊崇。
四、礼敬国师
天册元年(六九五)，义淨三藏自天竺取得梵本经论约四百部，共有五十万夹，佛陀舍利三百粒，回到中国，武后亲自到上东门外京郊跪迎佛经。武后曾诏请嵩岳慧安禅师与北宗神秀禅师入宫，亲自行跪拜礼，朝夕问道，并尊慧安禅师为「国师」。慧安国师后来辞归衡岳，入灭后，武后将他的五颗大舍利迎到宫中供养。神秀以九十高龄入宫，博得武后的尊崇，受赐「两京法王主三帝国师」的尊号，但禅师过不惯宫廷生活，履次上表请退，武后不得已，为他在当阳山兴建度门寺。神秀禅师圆寂时，武后为他辍朝五日，亲自送葬。
◆唐中宗是模范佛教帝王
从小就受玄奘大师佛法教育的中宗，有「佛光王」的法号，曾发愿出家修道。弘道元年(六八三)，高宗驾崩后，中宗即位，但不久就被武后废掉。长安四年(七○四)，武后病重，宰相张柬之等人乘机拥立中宗。翌年，中宗再度登基，立誓要中兴唐朝，下令在各州兴建一所佛寺与一所道观，分别命名为「中兴寺」与「中兴观」，后来改称为「龙兴寺」与「龙兴观」。
中宗登位之后，全心全意护持佛教，在位五年间，做了不少护法崇僧的事蹟，例如：禁止《老子化胡经》的流通；礼遇禅宗六祖慧能，赐予磨纳袈裟、水晶钵；延请高僧道亮等人入宫夏安居，为帝传授菩萨戒；为义淨法师所译的经典亲撰御序；协助菩提流志抄经；授与神秀諡号；颁赐紫袈裟与慧安禅师；礼请数名律师到宫中传戒；当实叉难陀自于阗再度前来长安时，中宗亲自到郊外迎接；迎请佛骨舍利在宫中供奉礼拜；景龙二年，中宗请画工把参与译经的高僧大德法相绘在林光殿的壁上，并亲自撰写讚辞。中宗信乐佛法，礼遇高僧的行谊，使他在佛教史上获得极高的评价。
◆唐宣宗与黄檗禅师
中国历史上，唐宣宗颇得盛誉好评，在位虽仅十三年，但他精勤治道，惠民爱物的精神，堪称明君，尤其从谏如流的精神，足以媲美唐太宗，所以赢得「小太宗」的美名。但曾经一度出家多年的事蹟，则较不为人熟知。
唐宣宗名忱，封为光王，宪宗的第十三个儿子，是继唐武宗之后即位的帝王。武宗一生信奉道教，反对佛教，会昌年间大肆废佛、毁寺、迫僧，造成佛教史上最为惨痛的大浩劫。宣宗原本是武宗的叔叔，为了躲避武宗的杀害，隐遁在寺院为僧。
有一天，他和志闲禅师一同游山玩水，禅师看到气势磅礴的瀑布，不禁讚叹：「穿云透石不辞劳，地远方知出处高。」
宣宗听了，也藉诗来抒发情怀：「溪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。」
他慨歎自己的遭遇，如同蛟龙受困浅滩，但终有一天，必会回归大海，而有一番大作为。后来，他果然回朝主持国政。
当他还是沙弥时，有一回，见到黄檗希运禅师在拜佛，于是对禅师说：「禅师！你常开示大众说：『不作佛求，不作法求，不作僧求。』请问禅师，你现在拜佛，到底在求什麽？」
黄檗禅师听了，赏他一个耳光，说：「不作佛求，不作法求，不作僧求，当作如是求。」
「你直接说当如何求，又何必动手打人？太粗气了！」宣宗申辩说。
「这是什麽地方，容你在此说粗说细！」宣宗言下大悟。
这一则宣宗与黄檗禅师之间的论道，流传很广，成为禅宗著名的公案。后来黄檗希运禅师在大中四年(八五○)圆寂，宣宗赐予「断际禅师」的諡号。
宣宗即位以后，立刻下令恢复会昌法难期间被毁的寺院，又在全国各州设立方等戒坛，使当年被迫还俗的僧尼重新受戒；大中元年及八年，先后任命知玄为「三教首座」，辩章为「左街僧录」，僧彻为「右街僧录」，统理全国寺院及僧尼事务。宣宗大力的复兴佛教，使佛教历经劫难后，再度展开蓬勃的气象。
◆朱元璋沙弥出身
历代皇帝中，与佛教寺院生活关系密切的，是明太祖朱元璋。太祖是安徽豪州人，十七岁那年，因飢荒和疫病的肆虐，父母兄长不幸相继亡故，于是入皇觉寺出家为沙弥，历时七载。
有一次，因夜归被锁在山门外，便露宿一夜，即兴吟诗一首：
天为罗帐地为毡，日月星辰伴我眠，
夜间不敢长伸足，惟恐踏破海底天。
口气豪迈，气宇非凡，大有佛印禅师「大千世界一禅床」的气度。他从小就有帝王将相的气派，民间盛传他的灵异事蹟颇多。传说，有一回，他负责打扫佛殿，殿中供奉许多的罗汉像，需要一尊尊搬下来清扫，非常麻烦，因此，便对著罗汉像大声说：「罗汉们！你们下来，让我扫扫地。」说也奇怪，那些异相百态的罗汉好像听懂似的一个个从佛龛上走下来，等他扫完地，又一个个站回自己的位置。由于朱元璋早年的佛门因缘，使他即位后极力建寺度僧，刊印经书，对佛教护持有加。此外，太祖亦针对佛教教团制定下列几项重要的政策：
(一)确立严密的僧官制度
僧官制度的设立，从魏晋南北朝就粗具规模，经过历代的改制，越加周全，到了明代，更趋严密。太祖对于佛教的态度，以洪武十四年为界，前后有明显的差异。洪武十四年以前继承元代佛教制度，如洪武元年(一三六八)，放效元朝宣政院的制度，于金陵天界寺设立善世院，作为统领全国教团的机构。洪武十五年，改善世院为僧录司，设置僧官，分为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：中央有善世、阐教、讲经、觉义等职称；在地方，府设僧纲司，州设僧正司，县设僧会司。确立了中央到地方层次分明，秩序井然的佛教僧官制度。
这些组织严密的机构，统领的事务极多，其中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颁发「度牒」。度牒，是僧尼出家得度的证明书，从北魏就有颁发度牒的作法，代代相沿之下，逐渐浮滥，弊端丛生，甚至有伪造、滥售的状况。虔诚奉佛的太祖，一心想要改善这些弊病，于是在洪武二十六年下命各司，每三年举行考试，能通经典者，才授与度牒。后来又敕命僧录司设上中下三科，考核天下沙门，用以选拔优秀的僧材。在洪武二十五年造立「周知板册」，编录天下僧籍，名字、年籍、度僧年月和度牒的号码，而付于板，颁布全国寺院，以取缔伪僧。洪武二十七年，发布更为严格的管制令，禁止俗人进入寺院，同时也禁止僧侣与世俗生活接触。大致来说，太祖採取严格制度的态度，是明代佛教的一种特色。
(二)划分禅讲教僧三种类别
明朝对于僧格的措施，起初是很宽大的。洪武十年，有所谓「昼讲夜禅」之说，意思是白天不论城市山林，都可以集众讲经说法，夜裡则可以在閒静处坐禅，不论是僧侣，或在家居士，都不予限制。洪武十五年，太祖将元代佛寺所分的禅、讲、律三种，改为禅、讲、教三种，以便各司其职。禅者，以见性为宗，指禅宗的僧侣；讲者，以阐扬经藏旨义为主，指华严、天台、法相、淨土等宗的僧侣；教者，包括瑜伽教修行及执行法事仪式等。依照这种分类，制定不同颜色、式样的僧服，加以区别。
由于明太祖曾经在寺院作过沙弥，后来还俗投戎，于起兵抗元时，又与民间祕密宗教(白莲教)有密切的关系。因此，综观明太祖对佛教所採取的严格政策，固然有矫枉过正的缺失，但他确立严密僧官、考试等制度，为选拔僧材而进行汰劣择优，对当时的佛教而言，还是具有正面的意义。
◆建文帝一度为僧
明太祖的嫡孙建文帝，是懿文太子的长子，名朱允炆。自幼聪慧好学，性至孝，深得太祖欢心。文帝才十岁时，父亲患了毒疮，他每天含泪服侍，用口吸吮痈疮，等到父亲病逝后，文帝竟一连五天滴水不入。太祖病重时，性情非常暴怒，甚至殃及大臣，文帝便入宫侍奉，事必躬亲，日夜不眠不休。
洪武三十一年，太祖预知建文不能善终，就赐给他一个小盒子，交代他非等到急难时，不能打开。建文二十二岁登基，在位四年，四皇叔燕王篡夺帝位，宫中火起，马皇后不幸被火烧死。文帝在燃眉之急，无计可施的情形下，打开太祖交付的小盒子，盒内放有度牒、剃刀、袈裟、僧服等出家人的衣单，度牒也填好法号，名「杨应能」，另有十锭的白金。文帝于是剃髮换上袈裟，从地道潜逃。当时有两位大臣跟随文帝一起出家，云游四海。
◆顺治皇帝之讚僧
清世祖顺治皇帝，爱新觉罗人，六岁登基，十四岁亲理朝政，二十四岁驾崩(一说出家)，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位君主，也是清初较有作为的四大帝王(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)之一。
他喜欢诗词书画，对中国历史和文学有很高的造诣。一生律身节俭，犹如老衲，常萌生出世思想，嚮往出家，从他所撰写的〈讚僧诗〉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心志：
天下丛林饭似山，钵盂到处任君餐，黄金白玉非为贵，唯有袈裟披肩难。
朕为大地山河主，忧国忧民事转烦，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不及僧家半日閒。
来时糊涂去时迷，空在人间走这回，未曾生我我是谁？生我之时谁是我？
长大成人方是我，合眼朦胧又是谁？不如不来又不去，来时欢喜去时悲。
悲欢离合多劳虑，何日清閒谁得知？若能了达僧家事，从此回头不算迟。
世间难比出家人，无忧无虑得安宜，口中吃得清和味，身上常穿百衲衣。
五湖四海为上客，皆因夙世种菩提，个个都是真罗汉，披搭如来三等衣。
金乌玉兔东复西，为人切莫用心机，百年世事三更梦，万里乾坤一局棋。
禹开九州汤放桀，秦吞六国汉登基，古来多少英雄汉，南北山头卧土泥。
黄袍换得紫袈裟，只因当年一念差，我本西方一衲子，为何生在帝王家？
十八年来不自由，南征北讨几时休？我今撒手西方去，不管千秋与万秋。
全诗浅白易晓，恳切感人，在教界、民间引起广泛的感化作用。这首讚僧诗出自清朝开国皇帝手中，无形之中也庇荫了以后二百多年的清朝僧尼。
清初的佛教以禅宗最为鼎盛，禅宗又以临济宗最受青睐，顺治皇帝所敬重、亲近的高僧有天童道忞、憨璞性聪、玉琳通锈等三位禅师。
道忞禅师在天童圆悟禅师门下参学十四年，是同门中最优秀的一位。顺治十六年(一六五九)冬，禅师奉召入京，在万善殿觐见顺治皇帝，顺治皇帝多次亲临方丈室问法。十七年，禅师还山，帝亲自送出北门，赐号「宏觉禅师」。
性聪禅师与道忞禅师是同门兄弟，顺治十四年，诏请憨璞性聪禅师入宫，在万善殿宣讲佛法，并赐紫袈裟与「明觉禅师」之号。由于禅师曾经指导顺治皇帝参禅，因而知名于世。
通锈禅师，十九岁从磬山圆修禅师出家，二十三岁住持浙江报恩寺。顺治十五年，下谕遣使迎请禅师入京，在万善殿昇座说法，后迎入西苑。顺治皇帝在日理万机之馀，经常致力于宗门的参究，并时时向通锈禅师问法，当时禅师法筵的兴隆，无人可以比拟。顺治十七年，皇帝特地在宫中设立戒坛，拣选一千五百位僧众受菩萨戒。之后，禅师即请辞还山，先后受赐有「大觉禅师」、「大觉普济禅师」、「大觉普济能仁国师」等尊号。
据《宗统编年》记载，顺治皇帝对禅师们十分敬重，不但不要禅师称臣致拜，更经常从容谘访，握手温颜，情逾师友。帝曾自书「莫道老来方学道，孤坟尽是少年人」的警语，至今仍传诵于世。
有一天，顺治皇帝特召玉琳国师入宫请示佛法，顺治皇帝问及所谓「七处徵心」、「本来面目如何」等问题，国师与帝应对酬答，令皇帝一生难忘，逢人便说：「与玉琳国师一席话，真是相见恨晚！」
顺治九年时，达赖喇嘛五世阿旺罗桑嘉措前来觐见，顺治皇帝以隆重仪式欢迎，在太和殿设宴款待。翌年，达赖五世回到西藏，被尊封为「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达赖喇嘛」，这是清世祖在位十八年中的一件盛事。
顺治皇帝之祚终，究竟是崩逝或是出家，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一大悬疑，而在小说家笔下，顺治皇帝的出家，更传为一段感人的故事。清朝以一异族入主中国，还深受佛教薰陶，令清朝十代帝王无一信奉外教，可说是顺治皇帝与清初诸帝奉佛的功劳。